观察|互联网将如何重塑公益行业

澎湃新闻记者 王芊霓

2018-11-08 09:49 来源:澎湃新闻

字号
公益圈有种流行的说法是“公益的互联网化”,这个词已经说明了公益行业受到互联网的影响有多深。那么,在公益人以及公益界研究者看来,互联网技术究竟对公益行业产生了什么影响呢?在互联网行业巨大的影响力面前,公益行业是否担心独立性和自主性的问题呢?他们又如何看待公益行业的未来?
10月22日,在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敦和基金会联合主办,南都基金会支持举办的“公益与商业关系国际研讨会”上,220位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和业界代表围绕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与交流。在全体大会后的“互联网对公益与商业关系的影响”平行论坛上,互联网如何重塑了公益行业,以及公益行业的未来生态问题得到了充分讨论。
澎湃新闻记者发现,在这场讨论中,三个话题是最受与会者关注的,其一,互联网技术对公益带去的好处;其二、公益行业和互联网公司的不对等关系;其三,公益行业在未来该如何发力。
两个实例:互联网技术给公益带去的种种好处
腾讯公司产业政策部主任陈圆圆分享的内容很接地气。她指出贫困村最大的问题就是财富失连、情感失连、以及信息失连。她说,“农民的移动互联网水平非常低,我们让他们填资料,填邮箱地址,他们会问,什么是邮箱?他们以为是邮局的。”
陈圆圆用此事例说明乡村需要互联网的能力建设。她分享了腾讯的“为村”项目是如何通过做好连接,帮助贫困村学习互联网技能,而最终帮助云贵湘等地的农村脱贫的。腾讯“为村”借助微信平台为每个村构建了村级公众号,给乡镇、县市赠送管理总号,“为村”有一个总号,吸引大家和组织进行使用。 “我感觉很深,党员干部服务好村民群众,是村庄有活力的前提。我接触的村庄中,当基层党组织能发挥先锋作用的时候,这个村庄是有活力的。”陈圆圆继续说,“为村”项目就是为了帮助政府机构用好资源,通过村务、财务、村委日记、精准扶贫板块等展示服务过程,记录服务成果的平台,让政府运作更有效率,把互联网生态注入到乡村社会治理。
陈圆圆说,“如果有人问腾讯到底扶了多少贫?腾讯填不出来,但“为村”项目帮助激活了村庄里的人。”她举例说,例如通过 “为村一起卖”,只要产品够好,就可以卖出去,以前农民感知不到他自己产品卖出去,通过“为村一起卖”可以了。村民们还会有荣誉感。因为人聚集起来了,信息就会流动起来,进而会带来财富的创造。她还介绍,“浙江苍南的一个村庄,他们村自己掏一万块钱加入平台。每年筹重阳节老人过节的活动费,2016年加入平台,2016年筹了16800元,2017年15000元,2018年筹了超过4万元,村民说已经赚了,这是他们村最重要的筹资。”
“腾讯是利用互联网的手段吸引商业利益一起进来,借助这个平台一起做公益,实现价值。”陈圆圆透露,腾讯基金会捐资孵化了北京为村互联网科技研究中心,他们还会给各个村庄的明星管理员发津贴,请他们指导新加入的村庄,“有很多第三方的企业找过来合作,是带着商业诉求来的。但是我们会抓住机会向他们介绍,让他们用做公益的方式去参与这个项目,你不要用钱,也不要想着赚钱,而是你释放一点自己的核心能力。通过我们的平台为乡村做点事,实际上也同时实现了品牌价值提升。”腾讯目前已经跟美的和未来汽车做了小规模尝试,“他们会觉得这个广告费比直接买广告更有价值,而且完成了公益行为。”
维吉达尼创始人刘敬文分享了他如何通过创办互联网企业帮助维吾尔族农民脱贫,使用互联网发挥普惠价值,让维吾尔族农民成为有尊严的生产者,通过互联网平台,构建大规模意义上的合作社,和当地农民建立和谐的关系的。
刘敬文说,他办企业的理念是希望未来农户能够起到主导作用,这个公司的主体是代表绝大多数农户的利益,而不是商业层面占压倒性。维吉达尼目前还是以企业的属性为主。这是因为中国的农户所谓适度规模农户的数量和权利意识还有待增长,在现阶段一下子变成合作社很困难。
刘敬文分享了他们的一位纽约客户写给新疆柑桔农户的信,“原来他们不会觉得种出来一个东西被人尊重,因为他种出来很难卖,通过维吉达尼,我们用这种方式告诉他你作为农民应当拥有尊严。”刘敬文坦诚,他的愿望,是深入进到产业中去,用一个品种和农户产生广泛深入的合作,“利让我的企业活下去,但是如果没有益我也不愿意做这个事情。或者用户、投资人也不愿意参与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里面确实需要一个平衡,和每一个阶段的策略。益作为核心是不会变化的。”
阿里研究院高级顾问梁春晓总结了互联网对公益带去的重大影响。他强调,互联网发挥了最大的优势就是“连接”,能够把那么偏远的地区连接起来,能够把喀什维吾尔族数以千户连接起来,这是很大的贡献。“包括写明信片。开始我真得没有重视这个事,今天很有感受。”梁春晓说。
银杏基金会秘书长林红分析认为,“为村”项目的优势在于它有能力运用这个系统,又有“让村民主导,激活农民自身能量”的理念,因此既降低渠道成本、及时准确得到反馈,又增加了之间的互动,所以能生长的非常好。林红说,他们正在支持稍具规模的公益组织做基于微信开发的小程序。她发现,比较有优势的是志愿者团队里有IT人士,很多组织之所以能做到今天这样大,其实就因为恰好有一个懂IT开发的人。林红坦陈,“特别希望基金会或者是企业能在IT方面贡献一些资源,不仅仅是钱。”对此,陈圆圆也积极回应说,很希望能把为村的经验提炼出来,能够变成公益机构可参考的可复制的经验。
互联网究竟对公益慈善带去了哪些改变呢?张楠在她题为“公益4.0,中国公益的区块链时代”的演讲中回溯了我国公益事业的发展史。她说,在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大量企业关注到公益慈善,进入到公益慈善事业中,她所在的清华大学慈善研究院,将它称之为企业和慈善组织的联盟,是公益2.0时期,而在过去三五年间,以2015年腾讯的“99公益日”为标志,已经进入了公益3.0时期。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研究院执行院长汪亦兵,也表达了对互联网技术的乐观,汪亦兵认为,互联网是带有明显公益性的技术,例如互联网领域的开源精神、共享精神、免费模式。他指出,“搜素引擎技术,社群技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以及区块链技术等都将带来革命性的信用成本的降低。而这些对于公益而言都是好消息,因为信用成本是长期以来横亘在公益和商业、和社会之间的障碍。” 汪亦兵还表示,社交技术和平台,已经并将继续降低社会倡导和动员的成本,提高公益效率。他乐观地表示,在未来的互联网时代,公益和商业之间会从信托关系转变成一种协作关系,公益和商业之间的角色定位将会更加平等。公益领域的人士将越来越专业化,其创新和创意能力将超过商业领域。
梁春晓、林红和张楠都首先肯定了互联网作为工具和科技手段对公益部门的利好。张楠觉得,互联网带来了具备高度通达性、透明度和使用友好性的互联网慈善。她认为,互联网使得公益慈善的筹资能力在提高,覆盖领域在增多,慈善组织的透明度在提升,推动了公众对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提升。林红说,“互联网帮助降低了渠道的成本,能够更好及时得到准确反馈,互联网工具起到了赋能、增加机构与用户之间的关系,以及用户之间的关系等作用。” 梁春晓也认为,互联网方式极大降低了公益筹款成本。“以前募集一千万,要想办法搞定10个机构,1个机构搞定100万元,而在互联网上想的是搞定100万人,每个人出10块钱。”
公益组织和互联网平台存在不对等关系
与会者们也表达了隐忧。他们担心的是公益组织,尤其是公益筹款平台的话语权由互联网公司掌握的现状。梁春晓和筹款行业培育平台方德瑞信负责人叶盈都指出,公益筹款近几年的发展基本是被互联网行业倒逼的,而不是自主自发的。公益部门和互联网企业确实存在权力不对等。
这种不对等首先来自发展的不对等。梁春晓说,“中国的互联网1998年开始,到了2008年已经比较兴旺了,而整个公益大发展是2008年以后才开始的。” 林红也指出了公益行业相对于互联网企业在管理方面的落后,“KPI体系还是没法和真正的互联网公司相比较,这些公益类组织这十年的发展,也远远不如同领域的商业公司发展。”
公益行业很大程度上要去适应现状,同时这对整个互联网时代的公益生态产生重大影响。这一点叶盈和林红都深有同感。叶盈比较了中国和欧美成熟的公益行业的不同,“在中国是由互联网电商平台引领公益筹款发展和创新,而在欧美,互联网公司更多做的事情是配合慈善机构自有的筹款策略,是打配合的角色。” 
林红也指出了互联网对公益事业产生的巨大冲击。她指出,由于慈善领域不具备高层面和系统化的工具,所以只能依附于已有的互联网平台进行运作。公益和商业之间的关系就是对平台的依附关系,“互联网公司制定出来规则以后带来的动能比较大。所以一个99公益日,直接改变了公益行业的生态格局。”
问题的另一面,则是互联网企业面对公益组织的傲慢。理论上互联网是学习非常快的产物,但是互联网企业却在公益方面学习比较慢。梁春晓认为,过于强大的互联网以及背后代表的商业价值,会对公益带去一些负面影响。尤其是,有些互联网从业者没有强烈的向公益行业学习的动力。“这是因为互联网给公益行业带去了巨大利益的同时也获取了巨大的权力,继而带来新的不公平,改变了规范和规则。”梁春晓说。
而有些互联网公司不乐意接受公益理念的后果也被林红一语道破。她指出,一个不好的生态打破了原有的信任和规范,甚至破坏了关系,导致了一些社会资本的消解,而不是增长。
叶盈也认为,公益与商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公募基金会联合劝募平台长得越来越像互联网公司。例如,部分公募基金会联合劝募平台的运作逻辑已经近似电商平台逻辑,如采用类似“返利”激励机制等。 她批评了中国的很多公益组织对互联网平台的过度依赖,批评有的筹款项目不是为受益人服务,而是选择单纯迎合捐赠人的喜好,消费贫困与伤痛,结果加深了用户对公益事业比较浅层的理解,这种理解也越来越固化。“这跟公益界本来应该有的致力于培育捐赠文化的价值观有所冲突。”叶盈指出。
叶盈提出的解决方案实际上是公益组织需要注重其“主体性”和独立性的问题。她直言不讳,“如果过于依赖外部渠道筹集到的钱,没有重视自有渠道建设,三五年之后会发现数据库是废的,拿到了现金流,但是人没有留下,可以去培养、耕耘的群体就没有了,这个是公益机构最大的损失。”叶盈继续说,“不能把所有的宝押在互联网平台上。在主流筹款平台,通常是平台能给你自带流量进来,不需要自己主动做太多动员,但这种情况下捐赠人实际上是平台的捐赠人,认同感是来自于腾讯或支付宝平台的,而不是公益组织的。那么公益组织就需要思考,平台上带来的捐赠人对公益组织的价值是什么,哪怕平台给了全面的捐赠人数据,机构是否有能力把这些人转化为自己的捐赠人?真正认同机构使命与理念的、属于公益组织自己的捐赠人从哪里来,怎么留下来?”
她认为筹款行业生态的搭建应该依靠的是公益行业自身,而非互联网平台。她认为,除了互联网筹款平台之外,公益组织还应该重视拓展自有的渠道,去培育自己的捐赠人社群。她并无意于批判筹款平台本身,而是希望公益组织应该考虑如何有独立的筹款策略,可以让平台更好地为你所用,而不只是追着平台跑。
叶盈希望国内公益筹款从业者能重视社群建设和维护,“虽然大家都以为中国的互联网筹款非常了不起,但从整个社会捐赠总量来看,和欧美的差距非常明显。从中国的社会捐赠总量来看,截至2017年第三方互联网平台的筹款总额在全社会的捐赠总量占比不到2%。”此外,互联网捐赠平台发展虽然的确直接促进了个人小额捐赠总额的提升,但公众捐赠行为依然随机性明显,绝大部分个人尚未形成捐赠习惯,每年捐赠一到两次仍然属于极少数人群。”
叶盈还希望,未来的公益筹款行业能够建立价值观和伦理共识,呵护与培育社会的捐赠文化,不要破坏社会信任资本。她还倡导,月捐值得公益行业关注。如果月捐的捐赠人服务做得好,持续传递公益理念与价值,机构跟捐赠人黏性不断加深的话,有可能会成为普通公众实现公益常态化参与的路径。
叶盈批评部分机构用返利分销形式去发展新的捐赠人,她认为那些看重返利而来的新捐赠人,会对捐赠文化有冲击。不过刘敬文不完全同意这种看法,他觉得,互联网筹款平台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互联网首先起到了让更多中国人感受公益、参与公益的作用,可能先让更多人进来没关系,“先乱后治”也未尝不可。
公益组织的未来,区块链慈善?
尽管不少人意识到了当前互联网技术和公益慈善的不对等地位,不过乐观的一方还是认为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会改变这一切。他们认为,区块链慈善将帮助公益慈善领域解决目前存在的最大的问题。
“互联网慈善还仍然存在着包括慈善组织资金流通的不透明,或者有些受助人信息反馈做得不到位,导致捐款人对整个资金流通的流程不是很信任的问题。”基于此,张楠及她代表的清华大学慈善研究院提出了区块链慈善的理念。汪亦兵也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未来的区块链技术将对公益行业带去利好。他说,“区块链技术将降低整个社会在进行公益委托过程中的信用成本。商业领域在捐款的时候会更放心,商业和公益间的协作将更加频繁和深⼊。”
张楠进一步佐证了这一点,“区块链技术有个特点是,在这个链条上,如果一个数据是假的,所有数据都是假的。如果这个数据篡改的话,所有数据都需要篡改。它有个好玩的机制是51%的机制,一个慈善机构要更改信息,必须要把全网51%的信息都要改掉,工作量非常的大,这个是很难篡改的。”
“我们推荐大家使用联盟链,多中心结构,共同完成数据的写入、修改和共享。” 张楠说,“在区块链时代,中介化的组织已经不存在了,而是捐赠人对受助人的直接对接。使用区块链技术,捐赠人通过平台把钱直接打给受助人,而且受助人会有反馈。完整的信息链条、资金的流通以及使用可以落实到具体某个人,这样资金的使用非常透明。”张楠继续说,“这个时候慈善组织的中心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了。”
这种说法也引起了在座一些业界听众的恐慌,一位听众问,区块链技术是不是会把公益组织“干掉”?
张楠解答了这个疑问,她认为,区块链技术将带来慈善组织角色的深刻变化,也就是由原来的资产中介、信任中介变为信息发布和审核者,区块链能保证上链信息之后不能改变,但不能保证上链的信息是否真实。所以慈善组织是需要审核信息是否真实。张楠说,“慈善组织与各利益双方的关系将发生变化,因为他们之间的地位、角色、任务都将发生变化,如何处理捐赠人、受助人和投保人之间的关系是需要继续研究的。”
“我们现在是处于公益3.0到3.5的过渡阶段, 3.0是互联网慈善阶段,是慈善组织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信息发布;在3.5阶段,慈善组织应该和大型支付平台蚂蚁金服、支付宝等之间合作。未来的4.0区块链公益阶段,将以联盟链为主,逐渐向公有链进行发展。”张楠认为,最终将形成慈善共同模式和公共帐本。
她继续说,“我们认为要首先积极拥抱区块链技术,去培养区块链思维,实现区块链和慈善组织的融合。具体来讲,可以培养相关的人才,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区块链究竟能不能进一步给公益慈善行业带去完全积极的变化?这恐怕还是个未知数。不过,在现实中,公益和商业不应是敌我关系,不是敌退我进,也不是敌我勾结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公益不是一个独立于其他部门的部门,而应该为其他部门提供价值导向。
梁春晓指出,不同领域发展的速度不同确实导致了几个板块的脱节和失衡,技术高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速度带来了焦虑和困境。社会公益的实质就是实现资金的再分配,通过互联网、重新把政府和社会等分配不到的群体,通过这样的分配更好的应对社会的挑战。社会创新的重要任务恰恰也是针对失衡去实现再平衡。
通过此次论坛,与会者更加明确了公益行业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永恒命题。正如梁春晓强调的那样,整个公益里面的行为确实不应过度按照商业逻辑进行,“但这也正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
值得一提的是,叶盈也指出了公益界的学术研究和实务离得太远的问题:“我们引用的捐赠人金字塔模型是欧美的,我们发现用这个理论去培育捐赠人非常难,成本非常高,它可能和中国不匹配。我们愿意提供一线案例,盼望有学术研究能指导我们到底在培育上花多少成本是合适的。”
责任编辑:陈诗怀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相关推荐

评论(0)

热新闻

澎湃新闻APP下载

客户端下载

热话题

热门推荐

关于澎湃 在澎湃工作 联系我们 版权声明 澎湃广告 友情链接 澎湃新闻举报受理和处置办法